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会场里，科技创新成为一大热门话题，而多位医疗界的全国政协委员，都将矛头对准了审批机制的改革。“如果不改进的话，就会造成科研工作做得很辛苦，虽然起步很早，但却落在了国际后面。”在沪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院士、上海市科协主席陈凯先向澎湃新闻记者表示，以医疗领域为例，现在的机制令新药的审批速度太慢，往往需要五年到十年，而一些恶性肿瘤病人的生命根本就等不及，“只有体制机制上的创新才能推动科研创新。”

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院士、上海市科协主席陈凯

医药创新等在审批上的时间太长

　　“我们现在一个药要上临床，实验室做完后，要拿到医院去使用、评价，从一期到三期临床，这个过程每期都要审批一次。”陈凯先说，在他面前，看到的是每天都有大量恶性肿瘤病人在死亡，而或许能够挽回他们生命的新药还在审批的路上。他记得，美国前几年有一个治疗黑色素瘤的药物，只用了三个半月就审批完成，而这在国内目前还无法实现。

　　对此，另一位来自医疗界的在沪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心血管病研究所所长葛均波也有着切身的体会。“在以色列，科研成果可以很快地变产品，但我们的一个成果要变成产品太难了，要经过非常多的程序，作为医生有时候只能看着病人一天天走向死亡。”葛均波参与研究的一种医用可降解支架，从2005年开始做动物实验，到现在还在二期临床阶段，他预计至少要在2016年底才能投入应用，这期间需要漫长的12年。

　　“国内的医药创新要走到临床上很难，国外的产品反而容易进来。”葛均波分析，美国FDA（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简称）有几千人，而中国类似的机构工作人员人数很少，要收集资料，要请专家审批，还要花很长时间论证，一次审批就要半年甚至一年。“许多时候科研工作者将大量时间用于来回递交材料，补充周边信息方面，导致无端增加大量时间成本。”葛均波说。对此，陈凯先也表示赞同，一般一个药的审批，四到五年是等在审批上的，他认为审批慢的一个原因，是编制内的人数太少，而且体制机制上也缺少突破。

建议设新药审批分中心

　　陈凯先认为，眼下急需解决国家新药审批人员编制少的问题，可以考虑在一些在科技创新集中的地方成立分中心，一些国际上通用的，体制上突破的办法可率先实施。

　　“例如，有些的新药可能有潜在风险，所以要进行长期试验，看它五年十年后是否有副作用，但有些恶性肿瘤生存期很短，病人每天在大量死亡，那么考虑获益和风险的比例，是不是能有一个特殊的政策，可以让这些药先行使用起来。”陈凯先认为。同时，对于一些专家意见一致、国家上类似先例的药物，也可以走快速审批程序。

　　陈凯先在递交的提案中具体建议，希望在上海张江率先设立这样的分中心，借鉴国外成熟的做法，突破现有的机制。“这样有体制上的优势，全国各地新药创新的力量会自觉地向张江集中，效率也会很高，因为拖一年两年对研发的企业是很大的负担。”陈凯先表示，张江园区现有研发类，创新创业类中小型药企300多家，非常有活力，跟国际上差距也很小，有着先天优势。

　　葛均波认为，通过制度的改革，让科研创新具备一个良好的大环境，才有可能孕育出更多成果。他在提案中建议，在审核科研项目时，加强对于同行评议制度的建设，优化审批机制，真正做到专家评审、专家验收，而不是由政府官员拍着脑袋决定。这样，才能不让具有潜力的科研项目成为遗珠之憾，也不让重复性、低质量的科研项目耗费大量资源。对那些临床上很需要的产品，应该有专门的快速通道。

　　葛均波同时提出，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大部分科技工作者的科研成果都被视为职务发明，所在机构是科研成果的拥有主体。这虽然具有一定合理性，但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挫伤科研工作者的积极性。参照国外的经验，科学家可以通过合法的手段享受到成果转化带来的收益，因此建议科技部、卫计委能够发文鼓励各级科研单位改革科研创新成果的分配机制，让改革的成果能够惠及科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