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天堂

北京积水潭医院院长 田伟

1997年9月17日，一个特别的日子，北京积水潭医院脊柱外科正式成立。过去20年的栉风沐雨，承载着一代脊柱人的智慧和汗水，更用行动镌刻了积医人“精诚、精艺、精心”的大医精神。

抚摸这闪光的片段，写下一件件难以忘怀的故事，凝望中似乎搜寻到绵延的履痕和感动的回忆，这是你、我、我们共同走过的见证。

初到异国   触碰反差

日本人曾经在唐朝大批来中国学习，瞠目于中国的先进发展，回去不禁感叹说，中国真的是上国啊！其实，那就是天堂。从此一丝不苟地学习汉唐文化，并且一直传承到今天，成了日本文化。

日本是由两个大陆板块撞击形成的海岛国家，岛屿星罗棋布，火山到处都是，地震频繁发生。但这也成就了奇花异草，雨密雪丰。

1994年的冬天，日本东北部的古城弘前已是大雪纷飞。弘前因为二战期间没有受到美国的轰炸，完好保存了日本文化特色的景观。到处是林立的古刹，街道蜿蜒密布。古城几千株樱花老树，号称日本第一胜景。

冬季的弘前比起北京暖和多了，最冷也就零下几度。但是一下起雪来，大片大片的雪花铺天盖地飘落，如果不打伞，就会瞬间堆积满脸喘不过气来。冬季的弘前，几乎没有访客，人们照常过着自己的生活。可两位稀客的到来，打破了这份宁静，他们是北京积水潭医院的院长荣国威教授和矫形骨科的副主任贾佑民大夫，是特意到弘前来找正在弘前大学学习脊柱外科的我。

我是1989年通过著名的日本通，同时也是我的恩师贾佑民大夫的介绍，以及弘前大学著名的脊柱外科专家原田征行教授的鼎力帮助，来到日本专门学习脊柱外科。当时的积水潭医院骨科全国赫赫有名，但是没有独立的脊柱外科，也没有几个医生愿意做脊柱外科手术。因为国内整体的脊柱外科技术水平很低，手术方法老旧粗劣，而且危险，效果也大多不好，更没有专业的科室。原田教授访问中国后，提出愿意帮助积水潭医院培养一名脊柱外科医生的想法，贾大夫就推荐了我。这是因为我是文革后参加首届全国高考的北京医学院（现北京大学医学部）医学系的毕业生，毕业后在矫形骨科工作了6年，得到上级老师们的认可，拥有丰富的临床经验，此外，我还有一个优势就是，我从中学时期就开始学习日语。因为上中学的时候，正逢中日恢复邦交正常化，并迅速进入蜜月期。当时的日本也是雄心勃勃，发展迅速。他们很愿意帮助中国发展，来表达当年侵略中国的悔意，中国很多中学开设了日语课程，培养对日交流的人才。

1989年，通过原田教授的争取，我终于获得了弘前大学唯一一个日本文部省（教育部）奖学金的名额，实现了前往日本学习的梦想。

当时的中国百废待兴，而日本已经是西方发达国家之一，处于经济发展最为火爆的时代。当我乘坐着飞机忐忑地到达成田机场时，看到了接站人群中正在东张西望的原田教授，我的心也就落了地。他有点不好意思地解释说，他正好在东京开会，顺便到机场来接我。后来我才知道，日本的临床教授地位非常高，怎么可能到机场接一个年轻医生呢？据我所知，此后他也再没有接过其他医生，可见当时他对中国人有着特别的重视。

教授带着我来到巴士站，因为要乘坐一个小时的长途巴士从成田国际机场到羽田国内机场，再乘飞机回弘前。教授还说：“这次幸好你跟着我，平时你可要坐火车，只有教授才能坐飞机哦！对了，你自己会买票吧？”他指了指面前一排排的自动售票机。我哪里见过这玩意儿啊，那时的中国，买票都是窗口现金交易的。何况我囊中羞涩，根本买不起这么贵的车票。我只能面红耳赤地说：“对不起教授，我不会用那个机器，也，也没有那么多钱，要不还是您先借钱帮我买可以吗？”“嘿，算啦，什么都不行的，就来留学啊！”他很不满地自己买票去了。我也是后来才知道，教授和底下人出门，从来都是助手来做买票等等跑腿的事情的。等车的时候，他又问: “你的日语也不太行吧？你说说现在那个机场广播说的是什么？”在国内学习的日语，都是书本日语，那广播里叽里呱啦飞快地说了一通，我哪里听得懂？只好沉默不语。“这都不懂，你还留什么学啊？”原田教授板着脸，像盯着一件残次品一般，绝望地训斥我。我只能死猪不怕开水烫，厚着脸皮应对着。看着在中国时和蔼可亲的原田教授变脸成了老虎，只身来到异国他乡的我，就只能默默地忍耐眼前的一切。那时，连往家里打个电话都不可能，因为家里没有电话机。我对教授的下马威，感到既害怕又不满，心想，这么一个刻薄的老头儿当我的老师，以后的日子可就难熬了。

可是，以后发生的一切完全出乎意料。到了羽田机场，原田教授居然语气和缓地说：“你去转转吧，离起飞还有不少时间，我给你看着行李，别忘了按时回来。还有，我们先不吃饭了，回到弘前还有个欢迎晚宴呢。”咦？他怎么又变回和蔼可亲的老头啦？

田伟院长（左二）和北京积水潭医院原院长荣国威（右一）与日本弘前大学原田征行教授（右二）一起合影留念

飞机到了青森，一个日本东北部的小城，下降时地面是万家灯火，如同浩瀚银河。那时的北京城，入夜之后可是昏暗一片，所以当时我的震撼是现在的人们可能体会不到的。出了机场，早有预约好的高级出租车司机礼貌地等候着。我们上了车后，教授用遥控器打开车顶上的电视，炫耀着日本的高科技。这些对我来说，充满了新鲜感。

到了弘前市的酒店门口，教授立马恢复了威严，趾高气昂地走进去。酒店门口两排医生分列两队，九十度鞠躬：“教授您辛苦啦！欢迎田大夫！”这就是当时的日本！之后是在酒店里专门为我准备的欢迎晚宴，也是一道道的菜不断上，不过很多竟是生的腥呼呼的鱼肉，那时土老冒儿的我从没有吃过生的鱼肉，因为常识告诉我，生肉都是不新鲜的，绝对不能吃。可是入乡就要随俗，只能咬牙吃进去，后来才逐渐明白他们这里的鱼肉都是很新鲜的，不会吃了拉肚子，而且生肉又特别的鲜美，我以后逐渐爱上了日本的生鱼片。

专业锤炼   学贵得师

到了日本，才发现我们的学习精神太不够了，他们的医生几乎就生活在医院里。除了工作就是学习，直到深夜，回家就是睡觉。每人一个书桌和一个顶天的书架，那就是自己的一个家。他们开玩笑说，家就是睡觉的酒店，经常孩子不认识爸爸，因为孩子睡了父亲才会回去，早晨孩子没醒，父亲又走了，老见不着。日本医生每人都订阅好几种原版杂志，纸张很白很高档，还有五颜六色的精美广告。日本医生翻过杂志，只把自己感兴趣的文章撕下来，装在一个个专题的纸夹里，便于查阅。看着那闪闪发光的印刷精美的杂志被他们撕得乱七八糟，然后丢到纸篓里，真是心疼得不得了。就要过来，放到自己的空空的书架上，便于学习，时间长了，我的书架也放不下了，同时也没那么心疼了。我便也学习他们，买了很多纸夹，将文章撕下分门别类存放，其他很多没用的部分，比如大量的插页广告之类就丢掉。别说，那还真是最有效率的方法。

田伟院长（左）与日本弘前大学原田征行教授（右）合影

教授虽然比较严厉，但真是一个好人。他非常认真地履行自己的诺言，帮助积水潭医院培养一名脊柱外科医生，所以他为我制定了严密的培训计划。首先进入科室的红组——也就是脊柱组，红的意思是风险最高的专业。然后先让我在脊柱，关节，手外几个组轮转全面了解一下科室的业务，顺便再让我短期回炉一下，之后再回到脊柱组，专门学习脊柱外科。日本的大学医院基本都不搞一般创伤，因为创伤都放在底下的医院，只有比较复杂的病例才会转到大学来。一天，教授把我叫到教授室，问我学习的感受，我说太开眼界了，觉得时间都不够用。原田教授说：“我觉得一年半学习脊柱外科太短了，你进大学院读临床博士学位吧，这样可以再学习四年。”这个消息，对我来说真是意外的惊喜。那时候，出国的人都希望拼命学习更多的知识，没有像现在的年轻人，学习几天就想回来的，虽然特别地想家。

学业升华  报效祖国

在日本读临床博士很难，首先，每个科室每年只有一个名额，教授一年招收好几名研究生，多数只能挂靠在基础科室。对于外国人就更难，因为除了入学考试之外，还要考临时行医执照，否则如何做临床工作呢？第一步，就要到东京去考日语。好远的地方，旅行，住宿，考试，一系列花费，不是我能承受的。结果教授一句话，都由科室负担了。坐卧铺来回，还在东京住酒店，神仙一般啊。好在老天爷有眼，成绩下来，我合格啦。那天医局长在科室黑板上，特意大笔写上：田君考试合格。晚上，全科还召开了庆祝晚宴，让我一个外国人真的好感动。其实后面还有很多麻烦，比如必须购买医疗保险，日本医生高收入，都是个人购买的。我没有钱，结果还是由科室出钱帮我购买了保险。就这样，我开始了在日本学习脊柱外科长达5年半的历程。一边工作，一边学习，白天做临床的住院医，晚上进实验室，做动物实验。极其艰苦的学习，带来了无形之中巨大的收获。

日本对住院医师的培训是非常严格的。除了像我们的住院医师要做所有琐碎的工作，还要给患者换药和扎点滴，日本护士只许抽血，不许给患者输入药物，医生工作的繁忙程度可见一斑。每个病例不仅要写大病历，上手术，还要在术前写详细治疗计划书。并且要求用彩色铅笔画图，图文并茂，一大厚本。交给上级大夫修改审阅，再重新写一遍。手术以后还要写手术记录，和计划书一样，同时要对上级医生的手术是否与预想的一致，手术中做了什么改变，为什么这么改变，这些不好好动脑筋是根本写不出来的。而且每周的术前查房要非常详细地汇报手术的病例情况，对诊断和治疗计划还要提出分析，并结合最新的文献，写出大字报，那时还没有现在这样的连接电脑的投影机。因此，一般查房前一晚，住院医们是基本不睡觉的，一直准备到凌晨。博士研究生还要每个月共同翻译一本美国的最新著作。用一个周末，轮流上台给科室医生介绍自己分担部分的内容，还要回答疑问。为此大家只能熬夜赶。这样高强度的认真训练的结果，就是医生的基本功非常扎实。唯一的缺陷是很少像香港那样专门有上级医生培训住院大夫。大家都是通过传帮带。但是日本人的优点就是均质化，大家基本都是一个模子刻出来似的，一丝不苟地照做，没有人偷懒。

田伟院长（右）与日本弘前大学原田征行教授（左）进行学术讨论

弘前大学虽然是个不大的国立大学，但是脊柱外科在原田教授的带领下，在当时是日本一流的，而且还有自己的独门功夫，那就是同时重视神经外科的知识和技能，也做很多神经外科的脊柱手术，比如脊髓空洞症，脊髓肿瘤等，一般骨科医生出身的脊柱外科专家不太敢碰的东西。而且手术的标准都是按照神经外科那样要求，使用放大镜和头灯、显微镜等进行手术。这无疑大大提高了手术的安全性，也克服了深受神经外科医生诟病的骨科医生不敢碰神经和不会保护神经的弱点。

说起这一点，当时其他大学的教授也非常佩服原田教授的能力，同时也知道原因。那是因为原田教授的哥哥是一名神经外科医生，他哥哥教给他了很多神经外科的脊柱脊髓手术技术，他把骨科和神外技术综合在一起，成了日本脊柱外科技术最好的专家之一。我们这些后来者，也就得到了很好的学习机会。弘前大学的脊柱外科在原田教授的带领下，开展了从上颈椎一直到骶骨的各种手术，包括外伤，退变，畸形，肿瘤，感染等各类疾病，这对于学习者来说是一个最理想的环境，不像有些学校只做一两种手术，就学习不到真正的脊柱外科了。

1994年的冬天，我已经完成了学业，顺利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并且由于在脊髓诱发电位检查上造诣匪浅，在当地已经成为了这方面的专家，被聘为外国人研究员。不但承担了大学的这方面的工作，还经常去其它医院会诊，帮助诊断困难的病例。日本使用的是将导管电极插入硬膜外腔或者蛛网膜下腔进行脊髓电位的检查方法。优点就是电位清晰准确，诊断价值高，缺点需要外科导管操作，有创，风险高。所以日本都是由医生来做的。美国只采用无创的皮肤刺激，大脑记录的方法，虽然无风险，技师可以操作，但是无法精确诊断，误诊率高。当时日本的骨科流行一句话，不会脊髓诱发电位检查操作的医生就不是最好的脊柱外科大夫。所以，我当时是被很多日本医生羡慕的。

大雪纷飞的季节，荣院长亲自来弘前看我，让我非常意外，也非常地感动。院长不仅带来了医院的问候，还详细介绍了国内热火朝天的改革现状，不拘一格选拔人才，大家都在拼命发展技术，发展经济；邓小平领导的共产党已经改变了面貌，一心发展国家，提高百姓的生活水平。其实，我也是一直在关注国内的变化，在海外的人往往更加爱国。荣院长的介绍让我更加热血沸腾。他劝说我回国发展，并表示医院一定会大力支持我，把脊柱外科技术搞起来。虽然没有答应任何的待遇问题，但是，那时的我，那时的中国人都像看见了祖国发展的曙光，人人希望能够有机会建功立业。

当我把回国的想法告诉原田教授的时候，他却表达了不同的建议，劝我不要回国，他说，你可能觉得在日本的发展机会不多，升官的机会更小。但是你看，我一个日本人，也就是个技术员，可生活得也很好，有自己独栋房子，两辆汽车，吃穿不愁，医疗养老福利待遇很好。你在日本顶不济也是个医生啊，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干嘛非要回去，为不确定的事情冒险呢？一定要想好，不然早晚要后悔。可当时，除了被老院长亲自来邀请回国感动，也还是想把自己在日本学习到的先进脊柱外科技术带回去，中国那时还非常落后觉得大有可为。说实在的，是有点高大上的想法。原田教授答应我在大学给我正式的位子，很多日本医生都没有的机会。可是最终我还是毅然决然地带着一家踏上了归途。科室召开了隆重的欢送晚会，很多人流了泪。因为大家一起共事那么久，已经像一家人的感觉。

1995年的早春三月，让人感到还特别的寒冷。平时冷清的弘前长途汽车站，此刻在寒风中站满了老老少少100多位日本的朋友，包括弘前大学的校长，科室的医生，平时的好友，还有邻居。他们都来给我们送行。这是一生难忘的一天，是日本人也没有那么多人相送，一名留学日本的中国人更是难以见到的场景。但是原田教授没有来。我能理解他复杂的心情，他不希望我走，又要践行当初的诺言，为中国培养一名脊柱外科医生。我不记得大家都说什么了，只记得到处都是泪水的飞洒，5、6年前一名中国人来到这座小城，当突然要回国的时候，大家才重新想起自己的好朋友是一位中国人，从此离别要去一个遥远的地方，也许从此不再见面。

当汽车缓缓开动，眼前的一切突然变得那么模糊。为什么今天的车窗上的哈气那么多呢？擦也擦不净，只有变成个日本人的儿子还在用日语兴奋地说: “我们要去坐新干线上东京玩儿啦。”东京那是回国班机起飞的地方。

想起当年的日本人，在中国唐朝学习很多年以后，抱着把天堂复制回家的理想，回到日本，一直努力了1000多年，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人发现“天堂”跑到了日本，我们已经落后了不是一点半点儿，很多中国人像当年的日本人一样留在了天堂，也有很多中国人抱着把天堂复制回家的理想，踏上了回国之路。

这是两个天堂的故事，几十年过去，中国已经是一个高速蓬勃发展的国家，经济总量已经是日本的两倍，当年我回国的时候，我们只是日本十三分之一。所以，两个天堂的故事还会不断延续。（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