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起航

北京积水潭医院院长 田伟

回国初始，困知勉行

说是回国创业，我其实心里很紧张，不确定回国是否真的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原田教授还发了一个传真到我在东京暂时停留的酒店，让我代表弘前大学去机场接一下来弘前访问的北医三院的党教授，把他交接给一位弘前大学的年轻医生带回。我很诧异，我都回国了，还怎么完成大学的任务啊。可传真上写得清楚: 你现在还是弘前大学的人，就要完成科室交给的任务。而且，估计没多久还得回来。我真的很体会教授的想法，那时的中国刚刚再启航，他不太相信我回国会有一番作为。

在机场的巴士上，当党教授听说我回国要搞脊柱外科时，鼓励道:“一定行啊，积水潭干什么都容易成功。北医三院就该有一个强劲对手了。”“怎么会呢?” 我谦逊地回答。那时我没有想过去和谁竞争，日本人的环境里，好像都没有这样的强烈想法，只是要把自己做到最好，别人好会乐见其成。不过，这倒是给我增加了几分回国的信心。

回到科室，多年过去，已经有很多陌生的新面孔，冷冷地问：“你找谁?”好在很快有认识的老大夫前来热情地欢迎我，使我免去了陌生人般的尴尬。办理手续、领白衣等一番忙碌之后，我却发现我在科里并没有想象中那样受欢迎，反而有点儿冷飕飕的感觉。原来，积水潭一直以来有一个习惯，就是只重视实干，不重视学历，虽然很早就开始培养研究生，但是自己一个不留，理由就是不中用。因为读研究生主要做研究，钻实验室写文章，毕业后没有临床经验，笨手笨脚。很多老大夫自己也没有读过研究生，更不理解读研的用途，不愿意留用，久而久之，形成一种歧视研究生的氛围。我回来才发现，自己不小心竟然成为积水潭医院第一个有博士学位的员工，而且还是海归。大家既新鲜又充满不信任。因为，还是老问题，博士有什么用呢?

1997年，脊柱外科成立时的合影

我当时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开始”。我被安排在科主任的组里，的确是非常受到科室重视的。科室的工作和过去区别不大，还是各种关节和下肢矫形手术，很少量的脊柱手术。我想，一定要尽快开展脊柱外科手术。首先要了解国内这些年有什么进步。那时，积水潭的脊柱手术还是没人愿意做，有实在需要的病人，就找外院擅长的专家来帮忙。观摩了几个外请专家的手术，发现水平还停留在过去。手术不知道定位，只靠手摸来定位置;不敢用全麻，说是怕瘫痪。多数脊柱手术都是探查术，即使是椎间盘突出症这样比较简单的手术，也就是切很长的口子，先切除一块大概位置的椎板，暴露硬膜后，用很细的橡胶导尿管，向上下方向探查，哪个地方紧就切掉哪里的椎板，然后再找有没有椎间盘突出。腰椎因为都是马尾神经还可以，对于胸椎间盘突出症竟然也用这个方法，结果患者由不全瘫痪变成全瘫。而日本早已经是一个世界级水平的国家，脊柱手术早就没有了探查术，都是术前详细规划，术中定位后，按照计划的位置尽量小的侵袭手术。

改往立新，砥砺前行

知道了差距，我就知道该怎么干了。首先就要从观念和技术两个方面下手。当时回国后，荣院长希望我尽快成长，由于我在国内的职称还只是住院医师，首先要晋升主治医师，需要通过手术操作。科室的老大夫怕我什么都不会，出于好意，建议让我就做一个取髂骨的操作得了。可是这虽然安全，却无法证明我在日本的学习成果，我坚决要求为一名腰椎管狭窄症的患者手术。当时国内认为这种病手术效果不好，应该保守治疗。原因是采用传统的切除棘突后从中间咬除椎板，见到硬膜后在向两侧扩展，一般也不敢扩展太多，结果术后不是没效就是加重。我知道这是因为理念和技术双重错误造成的。首先椎管狭窄的原因主要是两侧的黄韧带肥厚及小关节增生造成的，而椎管的中央却是最宽的地方。由于当时医院既没有CT，也没有MRI，医生就不会了解这些原因。正确的方法是从两侧入手，进行扩大的椎管开窗手术，既保留棘突小关节等重要稳定结构又可以有效减压。在我的强烈要求和医院科室的支持下，同意我做这台手术。大家也都很好奇，想看看这日本的方法怎么做呢?

首先我找出来尘封多年的、出国前原田教授来访时赠送的气动磨钻，这是一种由牙科磨钻发展出来的专门设计用于骨组织减压的先进工具。日本已经是常规脊柱手术器械了，可惜国内没有人会用。拿出来一看还真是很新，试用一下保存良好，功能正常。气动，日本都是用墙壁的高压氮气供应驱动，中国还没有条件，就请氧气站帮助拉来氮气瓶。我带上了回国前原田教授赠送的英国KEELER公司的3.5倍手术放大镜，还让人借来了外科用的双极电凝(当时骨科不用的)。我要求全麻，当时的麻醉科很少全麻，与麻醉科交涉了很久，解释为什么脊柱外科手术要用全麻，开始麻醉师不屑地说，人家北医三院颈椎手术都用局麻，你用什么全麻?多危险。我只能从头讲解国外使用全身麻醉的道理。全麻除了患者可以完全不疼，还便于麻醉师掌控患者全身情况，及时抢救可能的术中意外情况。对于脊柱外科更重要的是可以术中使用肌松剂，这样手术即使碰到神经也不会因为患者反射性跳动造成更大的神经损害，是比局部麻醉安全得多的方法，而并非一般想象中的保持患者清醒是最安全的。这是当时世界上先进的麻醉安全理念，可是国内还不知道。而且脊髓功能安全的监测是不能靠患者清醒解决的，需要通过脊髓电位监测更安全灵敏的把控。总算说服了麻醉师。

手术开始后，当我将一个针头钉入患者棘突进行术前定位时，大家很好奇，这是干什么?我解释通过定位可以明确找到手术规划好的减压位置进行减压，比手摸和切除椎板探查的方法，创伤小且安全可靠。很多医生不能理解这个方法，因为长期以来他们都是用手摸来定位的，于是很多难听的话由此传出来。但是我知道定位是先进而正确的，大家需要一个理解接受的过程，就一直坚持再坚持。后来其他医生因为用手摸，出了几次手术阶段错误的事故，以后大家才终于接受我的方法，这是后话了。当我切开皮肤，用电刀切开皮下、筋膜、肌肉，用双极电凝止血，医生们都大为惊奇，当时的习惯还是用冷刀切，不怎么重视止血，大的出血就用血管钳夹住结扎，先进一点的，开始使用电凝。总之，觉得出血理所当然，靠输血就行了。暴露完椎板，我用磨钻开始在两侧最狭窄的地方进行椎板扩大开窗。不用咬骨钳咬，而是用磨钻一层层将椎板和增生的骨质削成粉，这是中国的新鲜事。当我完成双侧共四个开窗时，大家终于了然，原来先进的方法是这样治疗腰椎管狭窄症的。手术顺利完成，切口小，出血很少，没有输血，在当时是个奇迹。术后患者恢复非常好，大家也才明白椎管狭窄症的理念和治疗方法。以后又进行了颈椎前路减压植骨术，而不是国内的单纯植骨术，这在当时也很新鲜，因为当时国内很多医院还不会进行颈椎前路的有效减压手术。接着开展了后路棘突纵割式椎管扩大成形术，当时还是用髂骨块做骨桥的。腰椎的PLIF手术，但是没有椎间融合器，从髂骨取三块同样的骨条从两侧植入椎间隙再用椎弓根固定，这也很新鲜。胸椎后路减压固定术，和前路减压kanenda固定术，luque棒矫正脊柱侧弯症，一个个新鲜的首例不断涌现。终于，大家不信任的眼光消失了，开始逐渐有院内的人来找我看脊柱疾病，门诊病人也越来越多了。直到颈椎的畸形，脊髓空洞症的枕骨大孔减压术和脊髓S-S SHUNT导管引流术都完成的时候，老院长王澍寰院士感叹道：“连枕颈部的手术都能做好，这在国内可以说真是了不起啦，好像没听说谁可以做。”

田伟院长使用计算机辅助导航系统进行脊柱外科手术

这一切都与当时的荣院长为首的医院、科室领导，以及广大本科室和兄弟科室的不拘一格的大力支持分不开的。为了我能更好开展工作，医院为我买了全套的蛇牌颈椎外科手术器械。像全套的颈椎前方自动拉钩，国内还没人用过，我从开始就可以使用国外一样的设备。医院还很快购买了CT，MRI，使检查手段不断改进。国内当时还不知道MRI可以帮助骨科进行诊断，通过大量的说服和示范，各科室才逐渐接受了用MRI观察病变情况，进行诊断，逐渐发现它的好处，一时间，MRI成了检查的抢手货。我发现，观念的转变和落后学习先进比想象的要难很多，但是坚持住，就一定会转变。

勠力同心，成风尽垩

回国后，为了支持我的工作，1995年医院不但任命我为科室副主任，还破格提拔我为积水潭医院最年轻的副院长。可以说医院的支持是我完成回国创业理想的关键所在。

1997年，在我不断申请下，医院终于同意我成立独立的脊柱外科，这对于医院来说是个冒险。因为在积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一个这么年轻的医生，就创建一个科室的，但这却成了积水潭医院脊柱外科专业化发展道路上的重大里程碑。当时中一的产房有了新的地方，搬走了，好不容易有了一个机会，我就把它改造成了一个30张床位的病房。医生是从矫形骨科一直跟我这一组的医生里选的，他们是张春雨，刘波，胡临，李志宇，袁强。但是当时的矫形骨科的周乙雄主任非要留下张春雨作为培养骨干，一再坚持，我也没办法，毕竟矫形是我出身的科室，不能让它太受影响，只能忍痛割爱了。后来李勤大夫坚决要到脊柱外科来，就换成了李勤。这样我带着5位创始成员开始了脊柱外科的创业历程。护士长找谁呢? 有人推举当时已经从骨科护士长转到眼科做普通护士的高小雁，果然不负众望，是一个非常能干的护士长。从科室装修到护士们的业务培训，都是她一点点兢兢业业抓起来，没有让我操一点心。她自己也不断成长，成为今天全国护理学会骨科专业的主任委员。

创业的过程是非常艰难的。当时科室里只有五名医生，白天手术，傍晚查房，晚上值班，以院为家，我仿佛又回到了日本。大家都竭尽所能工作，没有任何怨言。当时手术条件不好，做棘突纵割椎管扩大成形术，没有现在的专门线锯，需要用气动磨钻，细小的磨钻头，一点一点将棘突劈开，氮气用完还要氧气站再送，而且有时还会是空的罐子，更换时安装气压表等都要花费时间。开始需要从髂骨取五块整齐的骨块，还要修整成梯形，打孔穿线，后来改成深海珊瑚制成的人工骨，也要自己切割，修型，打孔，再加上麻醉开始全麻也不熟练，经常插管插不进去，或者术中血压和肌松控制不好，前前后后一折腾，经常是一个手术下来就是一整天。被人给我起个外号：天黑。我深刻体会了手术就是一个团队水平的体现。但是我们忍耐住了各种不利的状况，坚持严格的手术程序，一丝不苟的细致作风，这是保证脊柱外科手术成功的基础。

记得宋献文教授说过，在美国看一位世界级大师医生手术，却是意外地仔细缓慢。当时宋教授问大师，为什么不把手术做的很快呢? 大师反问为什么要那么快呢?宋教授说：“大家都觉得快是技术好啊，帅啊，关键是护士们希望手术快啊，经常议论谁快谁慢，给医生不小压力嘛。”大师却说：“可见，你说的因素都不是为了病人。作为医生，手术不是为了证明你的技术，而是为了患者的治疗效果。时刻努力，尽量减少损伤，不要出现任何失误，也不要出现手术做得不到位的现象。因为你的机会只有一次，而且面对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宋教授说对他的触动很大。我也是这样认为的，一个外科医生手术就要只想如何把手术做好，快慢只是一个自然的结果，手术的废步少，熟练准确就自然会快。绝对不能像有些大夫那样，上手术拼命比快，反而不在乎粗糙。这样的大夫一定是个冷血的庸医，一辈子不可能有大的成就了。

事实就是如此，脊柱外科的手术时间随着熟练度的提高，自然而然地不断缩短，同时手术量不断增多，技术也在不断改良。今天的脊柱外科已经是一个相当庞大的科室了，但是我觉得创业时期的精神是最宝贵的，希望一代一代年轻的积医人能够继承和发扬这样一种精神，那就是：精诚、精艺、精心。成立科室的时候，我把它作为科训，后来在全院征集院训中，这句话在全院职工无记名投票中又高票当选，可见积水潭医院的职工们是认同这样一种作风的。

当原田教授来到我的科室访问，我向他汇报了脊柱外科开展的工作时，他感叹地说：“现在你们开展的工作一点也不输于日本了啊!你回国还真是干出了一番业绩，最重要的是把中国的脊柱外科水平一下提高了几十年啊。”他非常地欣慰，也后悔当初对我回国太没有信心了。

其实，一切都不是那么容易的。很多人问过，你们在日本生活那么多年，回来怎么适应的呢?那确实不是一个容易的过程。首先住的地方不好解决，在院长再三催促下，才从总务手里分到一间宿舍，那个年代房屋短缺是最大的问题，谁能分到一间房是天大的好处。可是和发达的日本差距就很远了。房子在医院宿舍楼里，上去一看只有一间房，既无厕所也无厨房。还在公共厕所的对面，做饭的厨房也没有空出的位置。夫人马老师就找人把对面公共厕所旁边的公用垃圾站移走，把满是污垢霉斑的墙用石灰刷刷，从家里借来一个液化煤气灶，就开火了。儿子看着黑洞洞，脏乎乎的宿舍楼道，疑惑地问：“爸爸我们怎么搬到垃圾站里面来啦?”妈妈做的饭他也不吃，说在厕所旁边做的饭不能吃，嚷嚷着要一个人回日本。当时，儿子上学也困难，谁也不认识，只能找最差的学校，不会说中文，上学跟不上，只能蹲一班，慢慢适应，一天到晚嚷嚷要回日本。那段时间，业务工作还没有开展起来，家里家外压力山大，真的很艰难，月底看到发到手里的一百多块钱的工资，和日本作为年青大夫每月4、5万人民币的“低收入”比起来，简直就是免费劳动啊!要想维持一点像样水平的生活，就只能用日本的存款了。但是最难还是怕业务发展不起来，一切都是白搭了，也有犹豫是否回日本的时候，但是还是决定咬牙坚持下来，一切就慢慢都好了起来。儿子也终于适应了国内的生活，慢慢说起一口流利的国语，反而日语却渐渐忘记了。我终于明白语言就是生活的工具，周围环境是什么，小孩子就会自然改变。因为他们主要就想着适应，从来没有固有的生活方式的坚持。

看着不会说日语的儿子，想起在日本时他是那个和邻居互骂的小孩儿，不禁怀疑起自己的那段记忆是否真实。然而当我再也不抱希望的时候，生活却给了我意外。一次带着儿子去日本，他给我列了长长一张做模型的材料单子。日本是世界模型的天堂，让我帮他买，可是到了日本的专卖店里问起店员这些材料，店员非常惊诧我的专业，不过当他满头大汗地查了库存，发现几个材料没有，问我用某种其它材料是否可以替代的时候，我就说不上来了，因为我不会做模型啊。这时一旁看着干着急的儿子，竟然一急之下用日语和日本店员直接交谈起来，一口地道的日本腔和极为专业的模型知识，说的店员点头哈腰大为佩服，脑门却渐渐冒出汗来，原来真正的“专家”在这里呢。我当时惊呆了，儿子什么时候又记起来日语了呢?原来他为了做模型，在网上看日本的模型教学片，结果就自然把日语捡起来了，而且还是那么地道。看来，生活的印迹一定不会磨灭，总会在你不经意间闪现出来。

田伟院长正在进行骨科导航机器人手术

医院成立60余年，我在积水潭医院工作也前后有30年，而脊柱外科建科也20年了。因为我们的努力，从无到有，从一个人带回日本的先进技术和理念，到现在100多张床，几十名脊柱外科专业医生;从全院唯一一个博士，到现在科室博士一大堆;全麻已经成为全国脊柱外科手术的常规;我带回的手术使用磨钻和放大镜，头灯的技术已经开始在国内慢慢流行起来;我发明的超声磨钻技术开始变成临床更安全的新一代磨削技术;我们在导航机器人领域的创新开始带动国内骨科掀起智能技术的新的高潮。看到每天繁忙的脊柱外科门诊和热火朝天的手术室，20年过去，医院因我而改变了那么多，我们从学习日本到超越日本，我感到一切的努力都是值得的。此情可待成追忆，放眼今朝皆慰然。盼望着脊柱外科未来的发展一代更比一代强。